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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诗人太保。”

    他举起唐诗，“城寨补习班老师，打架前要先念‘黄河之水天上来’，念到一半学生举手：‘老师，黄河在哪？’”

    台下有人憋笑。

    “传呼太保。”

    传呼机举高，“专门接单，但经常把‘追杀令’听成‘叉烧饭’，拎着外卖盒去打架现场。”

    笑声大了。

    “烟枪太保。”

    香烟抛起又接住，“负责情报交换，但烟瘾太大，重要消息总在吐烟圈时说漏嘴。”

    老陈又从怀里，摸出一张发黄照片。

    那是1969年，《十三太保》杀青时的合影。

    他手指点着照片最边上，一个模糊的侧影：“这是我师父。临终前跟我说：‘阿陈，电影最紧要是什么？’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，看向台下：

    “不是刀够不够亮，是人够不够真。”

    “所以我这个故事，”

    他抓起扳手，在空中虚劈一记。

    “十三个人，住同一个劏房，月租八百，水电费AA。白天在街市卖鱼、修水电、开小巴，晚上回来蹲在走廊炒菜。直到地产商要拆楼，”

    他身子前倾，扳手尖点着台下第一排一个，小院线老板的鼻尖：

    “他们用晾衣杆、麻将牌、高压锅当武器。最后大战在天台，不是飞檐走壁，是踩着晾晒的底裤和腊肠，一边打一边喊：‘小心我的腊肠！我阿妈腌了三个月！’”

    “轰！！！”

    全场爆笑。

    连后排邹文怀那两个西装男，都肩膀抖了抖。

    老陈鞠躬，拎着工具箱下台。

    脚步沉重。

    掌声炸响，持续了足足半分钟。

    郑守业这才回过神，擦擦汗：“下、下一位，服装组张姐。”

    五十八岁的张姐，走上台时，怀里抱着个旧樟木箱。

    箱子放在桌上，开锁时“咔哒”声清脆。

    她没说话，先从箱子里捧出一件，月白色的长衫。

    1965年，凌波在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里，穿过的一件戏服。

    袖口处，手工缝补的针脚，细密如蚁行。

    “这件衣服，我补过七次。”

    张姐声音很轻，但透过麦克风，每个字都清晰。

    “第三次补，是六七年暴动，片场停电，我点蜡烛补，烛泪滴在这里。”

    她手指轻触领口一处，淡黄的痕。

    台下静了。

    “每次补的时候，我都在想，”

    张姐抬起头，眼里有光，“如果梁山伯与祝英台，活在1978年的香港，祝英台会不会穿机车皮衣？梁山伯会不会留长发玩乐队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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